谢光明

一大早，后院传来母鸡“咯咯咯”的叫声。母亲推开简易的木门，走到鸡窝边捡鸡蛋。母亲的动作轻得就像摸刚刚出生的婴儿。

“一起有五十多个蛋了。”母亲回头冲我一笑，掀起蓝布围裙，在眼角擦了擦。围裙早已洗得发白，边角磨出了丝丝缕缕的毛边。

记忆里，常常也是这样的早晨，母亲一听见母鸡叫就去捡蛋。那时候我在村里读小学，吃不完的蛋，母亲隔三岔五就骑着那辆“凤凰”牌二八大杠自行车，把鸡蛋拿到县城去卖。她个子不高，上车很吃力，斜着助跑几步后歪歪扭扭把后腿甩上车，车龙头就像是个醉汉一样摇摆不停。后座架子两边分别绑着一个竹筐，筐底铺着厚厚的稻草，那些鸡蛋就放在稻草里。从我们村到县城，只有十几里路，可是路面坑坑洼洼，不是拳头大的石块，就是泥泞的车槽，自行车行驶在路上，就像急浪中的船在海面一起一伏颠簸。中间还要经过一个长长的叫枫树岭的陡坡，母亲必须下车推着自行车爬上这个陡坡。

母亲从县城回家，我总能闻到稻草里的腥味。“又破了几个蛋。”母亲十分惋惜地说，“这条机耕路要是修一下就好了。”

九十年代中期，机耕路还真修了一次，拓宽了路面，铺上石子，比原来的路好走多了。那时候母亲正年轻，浑身都是劲，养猪养牛还养了一百多只鸡鸭鹅。鸡蛋多了，家里就买了一辆三轮车，母亲每次蹬三轮车去县城，用鸡蛋换回家里的柴米油盐。她骑得很慢，一边骑一边仔细听着竹筐里鸡蛋的碰撞声，或者停下来，用手指扒开稻草查看。有一回，三轮车装了满满三筐鸡蛋，我骑着自行车跟在后面，下陡坡时，三轮车不小心侧翻，鸡蛋碎了一地。

我急忙跳下车去扶母亲，她把我一推，叫我赶紧挑拣地上没碎的蛋。母亲呆呆地蹲在鸡蛋壳中间，捡起一片又扔掉，手里全是黏稠的蛋液。她叹息着说，要是没有这个坡多好。

前年，这条路被拓宽成平坦的柏油路，枫树林陡坡被削去了一大半，变得非常平缓，骑电动车的话，油门轻轻一拧就上去了。母亲换了一辆“老头乐”，现在她养的鸡很少了，鸡蛋留够自家吃的，多余的她还是拿到城里去卖。“不是缺钱用，是习惯改不了了。”她去县城也是顺便会会老朋友，看看哪里又做了大房子。

枫树岭陡坡处还建造了一个亭子，叫“枫树岭观景台”，路两边齐整地种着冬青树。母亲骑着她的“老头乐”再经过这个曾经让无数鸡蛋粉身碎骨的陡坡，总会哼唱一两曲歌，歇歇脚再走。